辽代玉器在器形和纹样上明显受到中原玉器的影响，早期明显传承自唐、五代，中期以后又逐渐受到北宋的影响，较多地采用了镂雕、平雕和浅浮雕、阴刻相结合的工艺。

一、镂雕和其他工艺的结合

镂雕是将玉器上主体部分以外的地子或背景镂去，使主体形象更加清晰、分明。这一工艺在唐代已露出再次蓬勃发展的端倪，在之后的五代、宋代、金代、元代和明代长足发展，尤其是发展出多层镂雕工艺。辽代的软玉质玉器较广泛地使用镂雕工艺，并和平雕、浮雕、圆雕及阴刻工艺结合，主要继承唐、五代以来的单层镂雕工艺，未出现多层镂雕工艺。

二、镂雕、平雕及阴刻工艺的结合

平雕是一种平面浅雕工艺，有平面阴刻、平面阳刻等。唐代已有较为成熟的平雕工艺玉器，陕西省西安市兴庆宫遗址出土的几件玉簪首和陕西省西安市南郊唐墓和长安县唐墓出土的玉梳背都采用了这种工艺。唐代这类玉器通常都为片状，个别玉器还略作镂空，显示出典雅的风格。

五代时期在平雕玉器中加入了更多的镂雕工艺，风格更为秀丽。浙江省临安市玲珑镇康陵是五代吴越国二世王钱元瓘元妃之墓，元妃葬于939年，墓中出土了70余件（组）玉器，其中的龙、凤、花卉、蝴蝶和花形结纹饰的玉饰件多采用平雕结合阴刻和镂雕的工艺。

辽代的软玉质玉器也主要采用了平雕和镂雕结合的工艺。典型的是陈国公主墓出土的组玉佩中的绶带纹佩和莲花形佩、朝阳北塔天宫中出土的蝶形玉饰件，以及富拉尔基辽墓出土的花卉形玉饰件。另外，陈国公主墓出土的组玉佩中的对鱼、对凤、对鱼龙、鱼龙、鱼形玉坠的表面虽然略具弧面，但整体呈板状，缺少立体感，仍然可视作镂雕和平雕、阴刻工艺结合的作品。这些玉器多具有秀丽、典雅的风格，和五代吴越国遗址出土的玉器在工艺和风格上有颇多相似的地方。二者都是单层平面的镂雕作品，和宋代以后常见的具有多个层次的镂雕作品明显不同。辽早期曾和五代吴越国保持了较密切的交聘往来，并多次获得吴越国的贡品，很可能就是吴越国的玉器，辽代早中期的软玉质玉器工艺在一定程度上很可能受到了吴越国玉器工艺的影响。

三、镂雕与浅浮雕工艺的结合

浮雕是在一定的地子上雕刻出凹凸起伏形象的雕塑手法。根据地子的深度，浮雕可以分为浅浮雕和高浮雕。辽代玉器主要采用浅浮雕工艺，并多与镂雕工艺结合，但都为平面单层的镂雕，没有多层次的变化。

这类工艺组合的典型作品可见出土的3例辽代玉飞天。这些玉飞天整体都呈片状，并在一面浅浮雕出飞天的身形和细节，又将飞天和飘带、云朵相连接的一些部分镂空，增加了飞天的轻盈之感。较特殊的是喀左辽墓中出土的一对玉飞天耳坠，飞天面部采用了浅浮雕工艺，飞天头部以下部位则采用了较明显的平雕工艺。相似的情况还可见浙江省杭州市雷峰塔地基出土的1件五代吴越国时期的玉善财童子上。这件玉童子腰部以上部分采用了圆雕工艺，腰部以下采用了平雕工艺。这可能是玉料本身厚度的变化使然，也可能是五代吴越国玉雕工匠进行的工艺创新。

四、镂雕、圆雕和阴刻工艺的结合

圆雕是一种立体造型工艺，可从多方位进行欣赏。辽代的软玉质玉器常采用圆雕结合镂雕的工艺，呈现出写实和写意两种风格，往往还采用较多的阴刻工艺表现更多的细节。

辽代典型的写实风格玉器可见朝阳北塔天宫出土的玉坐龙、玉雁，以及清河门4号辽墓出土的双鹅带盖青玉小盒等。这些玉器都是圆雕工艺造型，以镂雕工艺强化玉器的外形，增加可用来系链的孔洞，并利用阴刻工艺表现玉器的细节，如动物的眼睛、羽毛、鳞片等。阴刻工艺是唐代玉器采用的装饰技法。唐代玉器常以细密的阴刻线纹表现叶脉、花蕊和动物的羽毛等，多用在片雕、浅浮雕造型的玉器上。辽代玉器对这一工艺有明显的继承，并且在立体造型和阴刻线纹方面显示出较为娴熟的工艺。

辽代写意的玉器造型通常简约，少见纹饰，代表作品见陈国公主墓中的一组动物形组玉佩。这组玉佩上的动物分别为蛇、猴、蝎、蟾蜍和蜥蜴，只呈现出动物的基本形态，少细致的纹饰，显得颇为生动，也展现出玉材本身温润光滑的质感。